尾猿会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 作者大卫巴拉什，本文有删改

有人批评说，演化生物学顶多算是猜想，但事实恰好相反。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和行为学中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演化学家们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然而，还是有一些谜题无法解开，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便是同性恋的演化过程。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我们最出色的科学家们仍没有找到答案。

任何一种性状得以演化的必要条件就是，该性状与繁殖成功是正相关的，更确切地说，该性状应当有利于相关基因在未来的延续。因此，如果同性恋是演化的产物——很显然它是，原因下面会解释——那么与偏好同性相关的遗传因素一定要在繁殖上具有某种优势。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明显了：既然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繁殖的后代少，那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将同性恋这一性状淘汰掉呢?

这个悖论对那些完全没有异性恋倾向的绝对同性恋者而言尤为突出。不过，就算是对双性恋者而言，这个问题依旧存在，因为繁殖结果哪怕只有毫厘之差，也会使潜在的演化进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

演化理论的巨擘之一霍尔丹(J.B.S. Haldane)，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设有一对等位基因，其中常见的那个最初在人群中 99.9% 的人身上都能找到，而另一个罕见的则只有 0.1% 的人口携带。如果这种罕见基因具有 1% 的繁殖优势(每一代能产出 101 个后代，而常见基因每代只能产出 100 个)，那么仅需要 4000 代的时间(从演化角度看只是一眨眼)，局面就将发生逆转，最初的罕见基因会占据 99.9% 的基因池。这就是所谓“利滚利”的力量，通过自然选择发挥作用。

对我们而言，这其中颇有深意：任何有损基因繁殖能力的性状，哪怕程度轻微，(从演化的角度讲)都会遭到残酷的淘汰。而同性恋看起来正像是其中的一个。男同性恋者有孩子的几率大约是异性恋者的 20%。我还没有见到女同性恋这方面的可靠数据，但看来很可能存在着类似的模式。而且，双性恋者繁殖出的后代数量，应该也比异性恋者要少，因为异性恋者把自己的恋爱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了异性身上。

同性恋的遗传基础

在不同文化中，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差不多一致的。是什么保持了这一性状的遗传倾向呢?

说同性恋是后天“习得”的也不能用以解释这个现象(※此处已更改)。科学界普遍认为，同性恋是有生理基础的。一方面，许多野生动物都有同性性行为。更重要的是，同性恋在智人( Homo Sapiens )中持续地、高比例地、跨文化地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的一个遗传学研究小组发现，位于 X 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 Xq28 能够预测男性的性取向。大部分同性恋权益倡导者相当看好这一研究，而主张性取向完全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那些人则对可能的研究结果颇为畏惧;然而后续研究则一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情况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些研究未能证实 Xq28 对性取向有任何决定作用，而另一些则对原始研究表示支持。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无论 Xq28 对男同性恋者影响如何，这一基因与女性的性取向无关。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常染色体上的一些区域也会影响人的性取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总结，几乎可以肯定男同性恋性状的出现是受到了基因的直接影响，虽然或许并不是由一个或多个等位基因严格控制的。女同性恋性状也是如此，只是其涉及的遗传机制和相关基因都与男同性恋不同。

将性取向和具体的 DNA 对应起来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但一直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的遗传学证据。针对兄弟姐妹和双胞胎的大量研究数据表明，基因在性取向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但其作用是真实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一致性在领养的兄弟姐妹(因此基因上没有关联)间要比在亲生兄弟姐妹间低，而亲生兄弟姐妹间的同性恋一致性又比异卵双胞胎的要低，异卵双胞胎的则比同卵双胞胎的低。

这些研究结果还进一步证明了，遗传因素对性取向的影响是男女有别的。其他的研究则证实了同性恋倾向，无论男女，相当程度上是遗传的。

同性恋起源的若干假说

难以否认，我们面对着一个演化之谜：同性恋的潜在基因倾向究竟为什么能延续下来?我们仍没有找到答案。不过演化学者提出几个非常有潜力的假说：

亲缘选择假说。 科学家们推测，产生利他主义的基因帮助了有遗传关系的亲属，从而使后者的利他基因具有了遗传优势，利他主义便得以延续。同样的道理也可能适用于同性恋：同性恋个体不用在其自身的繁殖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或许他们就能够帮助亲戚养育后代，而最终使这些孩子身上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基因在演化中受益。

不幸的是，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同性恋者花了特别大量的时间帮助亲属养育后代，甚至看不出他们和家人互动的时间比其他人多。不过也不要急于下结论：这些结果是基于问卷调查得出的;它们反映的是观点态度而非实际的行为。再者，调查面对的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大概不能代表人类祖先的情况。

最近的一项研究以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男同性恋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萨摩亚是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当地的男同性恋者被称为 “Fa'afafine”， 不生育后代，完全能被社会全体接受，尤其被他们的血亲家庭所接受。这些男同性恋者对侄(外甥)辈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这些孩子与他们平均有 25% 的基因是相同的。

社会声誉假说。 有人类学证据表明，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同性恋男性更有可能成为牧师或者祭司，他们的异性恋亲属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并因此占有繁殖优势，从而使得任何共有的同性恋倾向基因得到延续。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不过也缺乏实证支持。

群体选择假说。 大部分生物学家都认为自然选择发生在个体及其基因的层面，而非发生于群体之中。但人类可能是一个例外;或许包含有同性恋个体的群体比全部是异性恋个体的群体更好。最近，人类学家莎拉欠迪(Sarah B. Hrdy)等人指出，在人类演化史的大部分时期，养育后代不都是父母的(更不是母亲的)专利，我们的祖先有很多拟母亲行为(allomothering)，那些并非孩子双亲的人，尤其是其他的血缘亲属，参与到了抚养后代的任务中。智人发展出这样一套体系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所有的灵长目动物中，智人的新生儿是最无助的，需要成人投入的精力也最多。如果种群中有足够多育儿帮手是同性恋者，整个群体都将从中极大地受益。

另一方面，就算人类祖先中的同性恋者并不一定要参与到合作抚养后代的任务中去，他们较少生育(或者干脆就不生)，这本身就为其异性恋亲属节省了更多的资源。还有研究者提出了其他群体层面上的模型，关注社交互动而不是资源利用：同性恋也许与更强的社交性和社会合作有关;它还可能阻止为争夺异性而产生的暴力竞争。

平衡多态假说。 或许同性恋这种遗传倾向与某种或者某几种特定的基因共同起作用时，会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产生补偿性的益处，比如著名的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sickle-cell disease ※此处已更改)，这种病的致病基因有助于预防疟疾。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哪一段基因是决定性取向的，但我们仍旧不能排除这种平衡多态的可能性。

性别对抗选择假说。 万一某种性别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同性恋基因(导致繁殖后代减少)，在另一种性别个体的身上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呢? 我更喜欢“性别互补选择”(sexually complementary selection)这种说法：在一个性别——比如男同性恋中损害生存适应性的基因，在女性身上可能就具有增强适应性的作用。

一项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的女性亲属比男异性恋者的女性亲属会生育更多的后代。这表明同性恋基因虽然对男同性恋者及其男性亲属不利，但对其异性恋女性亲属来说却是一项繁殖优势。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反情况，女同性恋者的男性亲属并没有更强高的繁殖适应性。这种情况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遗传方式并不相同。

非适应性的副产物。 同性恋行为可能既不是适应性的，也不是不适应的，它可能就是一种非适应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也许并没有得到自然选择，而是作为某些优势性状的副产物被保留了下来。这样的优势性状可能是渴望形成配对关系、寻求感情或者生理上的满足，等等。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倾向，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愉悦的? 答案很有可能是，在演化进程中，长期的配对关系最有利于个体的成功繁殖。

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

关于同性恋的演化谜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假说，但并不是无穷无尽，并不是任何一个假说都能自圆其说。以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只能够确定：同性恋是有生理基础的，但其生理机制的演化过程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费心研究同性恋的演化过程。

雷布拉德伯利(Ray Bradbury)在《火星编年史》(The Martian Chronicles)一书的末尾，描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一个人类家庭为了躲避地球上即将爆发的核战。